人作为历史的主体，在历史的进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以科学家为主的科技人物作为科学活动的主体，吸引了诸多学界同仁的关注，近年来也日趋成为科学技术史领域研究热门。10月25日27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举办了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2019年学术年会。

　　500多位学者的到来，为金秋的合肥增添了一抹亮色，科技人物研究分会场也因55位学者的参与而倍显生机。本次分会场共收到科技人物研究论文30余篇，30位学者按不同学科分7个单元进行了分享。

　　此次交流与分享，为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以下简称为采集工程）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经验和更为深入性、专业性、广博性、学术性的视角。

　　新发现的19511952年任鸿隽、竺可桢相关中国科学社往来信函六通，聚焦于《科学》停刊、中国科学社改组两个问题。信函内容不仅解决了末期中国科学社的一些谜团，更反映了国家科学政策探索时期科学家之间的复杂面相：《科学》停刊的矛盾背后是民国时期科学家代际冲突在新形势的新表现；任鸿隽、竺可桢对《科学》停刊特别是中国科学社改组的不同意见，是他们在新政权的不同社会角色对国家科学政策认知差异的体现。

　　中国大型工程建设项目及大型科技攻关项目往往依靠群体力量得以完成，在此过程中，实现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最终取得突破性的进展。钱塘江治理工程恰恰反映和体现了这一过程。本文尝试在前期采集工作的基础上，探讨大型工程建设项目中工程建设、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尝试从科技哲学的视角对科技群体成长规律展开探讨。

　　中国茶学历史悠久，其学术谱系则形成于近代，以吴觉农、王泽农、庄晚芳、陈椽等茶学家为代表，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特点。本文拟通过梳理中国近现代茶学学术谱系，初步探究代表性茶学家在茶学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并探讨其学术传统。

　　本文通过对西南联大时期的地学系师生谱系研究，分析几代地学家群体之间的师生关系对地学人才培养的作用。西南联大教师的师承关系各有不同，教师队伍构成复杂，对学生的培养方法不尽相同，除了地质勘探、学术研究上取得了成果，也促进了地学学科体系朝着多元化的趋势发展。

　　5《近现代重要气象学家的学术传承以竺可桢、涂长望、赵九章、叶笃正为例》

　　本文选取四位成就突出、具有留学背景的气象学家竺可桢、赵九章、涂长望和叶笃正，通过分析其教育、留学背景及具体专业领域，在科学研究的领域、成就、方法及精神的基础上，了解四位科学家的师承关系和学术传承。

　　主持：张剑（科技人物研究专委会副理事长、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妇女杂志》作为19151931年畅销海内外的综合性期刊，内容整合了家事、医疗卫生、女性解放等多方面的内容。本文重点关注其中介绍科技工作者生平的内容。《妇女杂志》中占主导地位的男性编著者们，既宣传女性可以从事有限的科学事业，又无法掩盖其对近代中国女性整体形象的固有之见，进而折射出科学家并非多数女子所追求的职业。

　　7《新中国老一辈榜样科学家形象构建基于对〈中国现代科学家传记〉文本的语义网络分析》

　　公众对科学家形象，尤其是对榜样科学家形象的认知固化，既表明公众的认知局限，也代表了其对特定形象范式的认同和内化。而科学家形象的公众认知，又与科学历史中的榜样科学家形象构建相关。故本研究运用语义网络分析方法，对《中国现代科学家传记》予以模块化分析和可视化处理，从而获得榜样科学家形象构建的具象范式。

　　通过民国时期科学研机构和大学的原始档案，系统考察民国时期科学家的工资标准、收入状况和生活水平，并与其他社会职业进行了对比。发现这一时期科学家因其稀缺性和精英性，以及民国政府的自有考量，工资标准相对较高，显示出科学这一新兴职业的体面性以及科学职业在社会中具有的优越地位。文章认为，科学职业具有较高的价格，反映的是社会从业者的工资收入与其所受教育程度和从事工作的复杂程度呈现出的正相关性比较清晰，体现了科学知识参与社会价值分配的决定性作用。

　　本书收入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前大学毕业、已去世中国近代科学家1100人的履历，分为杰出科学家、著名科学家和知名科学家三类。每位科学家履历包括：籍贯、生年、卒年、寿命、学历情况、留学经历、任职经历，编写生平年表，绘制生平地图。本书重点是科学家生平履历，对科学家学术成就一般不作详细介绍，预计2020年完成初稿。

　　年满70岁的尤里米哈伊洛维奇巴图林不断变换个人身份：航天工程师、记者、法学家、政治家、军人、宇航员、科技史学家等。20102015年担任俄罗斯科学院科技史所所长，当选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此间出版了6部专著，编写了8部文集。他的经历为研究俄罗斯科技史提供了丰富素材。他成为科技史家既是偶然的选择，也有必然的命运驱使。

　　观察象限论是俄罗斯科学史家尤里巴图林提出的科学编史学理论。他以拓扑学为依据，把以往史学家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平面线性关系扩展到拓扑空间的观察象限。通过观察象限的拓扑变换，说明历史图景的纷繁复杂和人类道路的曲折与复现。观察象限论为科学编史学理论提供了新方法，扩大了科学史观。

　　俄罗斯宇航员尤里米哈伊洛维奇巴图林是一位具有丰富经历及多重身份的传奇人物。1998年（49岁）、2001年（52岁）两度实现太空飞行，并顺利完成了俄罗斯“联盟号”飞船与国际空间站“星辰号”公务舱的首次对接和20余项科学实验。凭借在航天领域所取得的成就，2001年他被普京总统授予“俄罗斯联邦英雄”勋章。

　　在中国的放射学发展史上，谢志光是一位无法绕开的重要人物，是公认的临床放射科学奠基人之一。但由于学科发展不平衡，我国科学家的记载工作尚未得到较好的开展，谢志光的事迹一直未能得到比较完整的整理。本文综合各档案、文献及口述材料，拟求梳理谢志光的生平及贡献，厘清一些历史问题，从而对中国放射学的演进细节和轨迹作一点补充。

　　作为中国实验胚胎学创始人的童第周，为中国实验胚胎学的创建与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厘清童第周在不同时期对中国实验胚胎学发展的贡献，不仅可以了解实验胚胎学在中国的创建与发展，更为重要的是，诠释他的生物学思想与方法，以启迪当代生物学的研究。

　　农学界与棉纺织企业的互惠合作，是近代植棉业改良的必然要求。晚清时期的棉产改良存在技术与资金分离问题。作为植棉业的改良者，穆藕初提出“振兴农业，非财不可，且非才不办”的农产改良理念，通过创办穆氏植棉试验场、兴办穆公正花行，以及筹组中华植棉改良社、华商纱厂联合会植棉委员会，将这一理念贯穿于植棉业改良实践的始终。

　　谢家荣的《地质学 上编》是中国地质学家编著出版的第一本普通地质学教科书，被列为中国科学社丛书第一种。它并不是由谢家荣在东南大学任教的讲稿编写而成的。到该书出版时，谢家荣并未教过书。其初版时间为1924年10月，到1930年6月时已经出至第5版，是解放前中国普遍采用的普通地质学教科书。

　　吴学周是我国物理化学家，分子光谱研究的开拓者，中国科学院院士。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吴学周主持化学所向大后方昆明迁移工作。化学所成为中研院内搬迁较为成功的科研机构，为其重建保存了实力。内迁昆明后与其他研究所合作建立实验室，也反映了化学所与中央研究院及其他研究所之间的互动关系。吴学周凭借其出色的组织管理能力与优秀的科研水平，斡旋于各方，使得化学所在艰难的20世纪40年代仍有稳定发展。在这一特殊时期，科研机构的发展与管理者的决策联系得更为紧密，而个人的学术选择也取决于科研机构在特殊时期的定位，两者相互成就而又互相受制。

　　高能燃料的研制一直是“两弹一星”工程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中国科学院力学所、化学所等机构承担了液氧、液氢等燃料的研制，钱学森提出中国导弹要使用偏二甲肼和四氧化氮作为发动机燃料。为确保急需，化工部采取了三条技术路线同时研制偏二甲肼，最终李俊贤通过液相法合成偏二甲肼的方法在实验室获得成功。为了确保偏二甲肼的成功研制，多家科研机构采取齐头并进的策略。单个科研人员的科研热情和天分在这个过程中被激发出来，高度协同作战的计划体制保障了科研攻关和大规模生产的实现。

　　19《逆境中的化学探索50年代曾昭抡与武汉大学》

　　1958年曾昭抡被划为后，从高教部副部长的职位退下来被调到武汉大学，在该校得到妥善任用，恢复了科学家本色，忍辱负重投入到教学科研中。本文依据高教部档案资料，曾昭抡在武汉大学书稿、日记等史料，以及对卓仁禧院士、刘基万教授等当事人的采访考证写成，力图完整真实再现当时历史。

　　在备受关注的“两弹一星”工程中，化学家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往往受到忽视。本文结合档案和访谈等原始资料，将“两弹一星”工程中的化学研究置于全球科学史的视角下进行考察，具体分析了核燃料萃取、氟油研制、温控涂层、陀螺油等领域的研究，试图探索“两弹一星”工程中化学领域的发展、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调适等问题。

　　21《我创造，所以我生存胡皆汉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心得》

　　2016年作者参加胡皆汉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时，曾多次到胡皆汉先生家中，与他一起商量采集工作的计划和进程。在近距离接触中，作者多次聆听胡先生的谆谆教诲，感受最深的是：胡先生“作为一个普通的科技工作者，首先做到的是完成国家任务，与此同时，有所发明，有所创造”。纵观胡先生90多岁的人生道路，伴随着他成长的始终是读书、思考、创造。

　　中国科技崛起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文化条件作为支撑。杨振宁是20世纪物理学界伟人，对世界科技贡献巨大。同时，他还关心中国科技事业，提出发展科技所必须满足的四项基本条件：人才、传统、开放交流以及经济。那么，为什么杨振宁认为这四个方面至关重要？它们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内在逻辑是什么？这些问题是本文的研究重点。

　　23《隐姓埋名十七年 见证蘑菇云升起记中国核物理学家陆祖荫》

　　陆祖荫是中国核物理学家，曾参与组建核试验研究所并担任核试验研究所第三研究室主任，在研制中做了许多开拓性工作，为中国核事业作出重要贡献。文章根据档案、访谈等资料对陆祖荫一生的学术成长经历进行详尽叙述，以期人们对这位隐姓埋名的核事业工作者有更多的了解。

　　龚先荫（19202011），原西北工业大学高教研究室研究员，1984年离休。他曾是空军第一空运大队101中队机械长，1949年在上海起义，1950年在哈尔滨入党。曾参与筹建空军第一航空学校并任飞机发动机维修主任，担任过军事工程学院空军工程系主任教员、教务处副处长，西北工业大学航空无线电电子工程系副主任，为新中国航空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一定贡献。本文回溯龚先荫当年组织起义的经过，并探索他曾经走过的心路历程。

　　作为新中国成长起来的第一代科学家，母国光在社会剧烈变迁时期完成学校教育；在国家建设的紧迫需要感召下毕生献身于光学技术事业；在我国光学事业的组织管理、政策和战略制定、国际学术交流合作、专业人才培养方面扮演重要角色。研究母国光的学术成长范例，不仅有助于认识和了解其本人的科学事迹，而且有助于认识和了解一代人的科学事业特征和新中国的科学发展轨迹。

　　本文主要通过郑哲敏写给父亲的家书，梳理郑哲敏归国的过程从归国遇到阻挠、移民局找麻烦，到蹲监狱，再到绕道归国、回到祖国怀抱、参与新中国建设的经历。

　　主持：罗兴波（科技人物研究专委会副理事长、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27《对中国的光学科学家群体的探索科学家传记写作的经验与收获》

　　中国光学家群体成长于新中国建立以后，其发展与壮大和我国的光学机构的建设息息相关。作者在光学专家传记写作中接触到一部分光学专家，通过探索他们的成长经历，展现我国的光学专家群体的诞生和发展的过程。探讨我国光学专家的成长史，离不开对光学机构史的探索。光学科学家传记写作应与机构史研究、学科史研究有效结合起来，从历史的广度和深度来探索个人和群体的成长，这也是科学史研究工作中的一个侧面。

　　28《科学家传记绘本的编创之道以“共和国脊梁”科学家绘本丛书为例》

　　科学家是国家栋梁，近年来，国家大力宣传科学家精神，中国科协的采集工程已积累了大批素材，成果突出。但受众年龄偏高，为丰富采集工程成果展现形式，采集工程学术团队与北京出版集团于2017年共同策划了“共和国脊梁”科学家绘本丛书，历时两年，2019年顺利出版。该丛书已入选中宣部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本文着重讨论其编创过程，以期能为相关创作者提供一些经验与教训。

　　名人尺牍素为史学所重，清代天算家信件需要搜集并作专题研究。作者发现1792年江藩和焦循关于历法和数学的问答，内容丰富、深刻，不仅反映出当时的学术圈和社会联系，而且是一组难得的科学史料。本文辨识江藩书信手稿并给出释文，甄别焦循两封答信且合并排印，注释两信并疏解文意，完整呈现信件原貌，以便于学者进一步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任鸿隽将其领导的中国科学社诸项事业先后交于人民政府接办。其中，于1955年将明复图书馆交出，交接之后他对于馆务甚有建议，如此热衷，隐隐露出其本人欲就馆长之意。1956年，明复图书馆被改造为上海科学技术图书馆，任鸿隽被任命为馆长，但也只是一个名誉。1958年，上海图书馆合组成立，他仍任馆长，更是一个名誉。1961年任鸿隽去世，其夫人陈衡哲言其1949年后是“截长补短，行现心隐”，殆为实情。

　　本次科技人物研究分会报告呈现三大特色：一是将不同领域科技人物研究按学科划分，且增设科学家形象、资料与传记研究单元，可见科技人物的研究视角也日趋丰富；二是研究队伍随着年轻的研究人员的不断加入而日益壮大，来自全国各高校的13名硕博研究生在科技人物研究分会场进行报告，这些年轻的面孔为与会者展示了非常精彩的阶段研究成果；三是多样的论文选题、结合大数据开展人物研究的新视角和更广泛地运用日记和传记等史料解读人物，都充分地展示了科技人物研究的日趋深入性、专业性、广博性与学术性。

　　“非常欣喜地看到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加入科技人物研究，而从最基本的史料分析与解读做起，还原真实的人物也是人物研究的关键所在。相信通过大家的努力，下一年科技人物研究分会场也能听到大家更新的研究成果，科技人物研究会专委会也会继续尽最大的能力做好研究内外的工作，为研究者提供更好的平台。”分会场报告及讨论结束后，科技人物研究专委会理事长张藜如此总结。